作者 | 蕴酱子
接受了全国顶尖教育的东大学生，不再相信自上而下能改变社会，更不相信以资历为主的稳定工资模式。“当我开始认真考虑找工作的时候，我完全没考虑要成为一名官僚。”
这是21岁的东京大学学生山田硕人升入大四以后的真实想法。一年多前，他还向《朝日新闻》表示，自己打算进入霞关（日本中央政府）成为官僚（即日本国家公务员），为社会服务。山田的改变，反映了绝大多数东大毕业生的想法。近十年来，“远离官僚”（官僚離れ）在东大兴起：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就业时不再考虑国家公务员。2020年，东京大学共有249人通过了国家公务员考试，比2010年的428人减少了近一半。东大学生占整体合格者的比例也从十年前顶峰的32.5%下降至14.5%。这些数字背后，是东大学生对官僚的失望。
2021年4月12日，日本东京，东京大学在日本武道馆举行新生入学典礼。图片：CF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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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精英圈层到黑色职场
自明治维新以来，精英构成的官僚机构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部门，而作为日本最高学府，东大一直是霞关的人才库。日本现代历史学家秦郁彦在《官僚研究》一书中写到：从1894年到1947年，在通过 "行政管理高级公务员考试"成为官僚的9565人中，有5969人是东京大学的毕业生，占总数的60%以上。此后，虽然从其他大学毕业的人数一直在增加，但中央政府各省厅的13名行政副部长中，有11人来自东京大学。出身东大且常年占据主导地位的官僚们，非常注重提携自己同校的后辈：他们在录取和提拔阶段更倾向于使用东大毕业生。这使得在战后，日本的重要中央省厅的高层，几乎都被东大出身的人垄断。拿权势较大的财务省来说，2017年至2019年，财务省新岗位里有70%-80%是东大毕业生，其次是庆应义塾大学和一桥大学。经济产业省也有一半的员工来自东大。可以说，东大的牌子是政界精英的通行证。可是近十年来，学生们对官僚的热情与向往已日渐瓦解。在以往，东大法律系是最容易进入霞关的文科专业，其入学所考的文科一类分数也一直高于经济专业所属的文科二类。然而在2019年，文科二类的偏差值首次超过了文科一类，这在当时被视为官僚热度下降的明显迹象。不少高分学生都认为，即使去了法律系，也不会有好结果。负责说明会的霞关工作人员告诉《Wedge》，他再也感受不到学生们十年前的热情：“十年前，说明会现场总是充满热情，学生们迫切地想知道自己能否成为国家公务员。而这一次，只有一小部分参与者怀有强烈的职业抱负，大多数人只是过来‘看一看’。”2020年9月，东大新闻社联合网络媒体NewsPicks的校内调查显示，IT与通信在学生最向往的行业中名列第一，占16.7%，其次是占比16.2%的咨询与智库，大众传媒与广告（13.6%）以及金融证券（11.6%）。在学生们眼里，官僚早已不是唯一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地方，相反，它正在成为“黑色职场”与日本衰落的代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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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人愿乘的衰落“沉船”
在求职期间，山田硕人一直没能忘记他在霞关工作的前辈脸上疲惫的表情。这位前辈告诉他，如果想成为一名官僚，那必须做好准备，因为霞关的工作环境十分黑暗，薪资也“毫无回报”可言。网络时代的高曝光度，让霞关官僚的过劳问题变成了公开的秘密。2017年，厚生劳动省有关防止过劳死措施的白皮书显示，霞关的平均加班时间为每年363小时，是私企的154小时的两倍多。而国家公务员劳动组合联席会议主席小池浩之表示，现实的加班时间远超官方数据，因为政府的预算是每人每月加班36小时，超过这个时间便不会有加班工资：“我们每个月最多加班180小时左右，各部门一般只能支付60%-70%的加班费，有些甚至只有20%左右。”《朝日新闻》也指出，在去年国会召开期间，官方数据显示有102亿日元用于支付官僚们的加班费，22亿用于打车费，可国家公务员们的实际工作时间是这个数字的三倍，2019年，有6名霞关公务员死于过劳。一名30多岁的霞关助理科长向《朝日新闻》透露，在国会会议期间，他经常工作超200小时，这让他身心俱疲。今年是入职的第十年，可他几乎从未拿过加班费，年薪也只有650万日元（约合39万人民币）。
其次，霞关不断被压缩的自主性也是东大学生对其敬而远之的原因。2013年，安倍政府成立了内阁人事局，集中管理中央政府各省厅超300名高级官僚的行政任命。此后，官僚机构的能力被政客们大大削弱。前财政官僚、明治大学教授田中秀明在《官僚的冬天》一书中指出，日本的“政治主导”已经让官僚机构失去了自主性：“在全球化背景下，日本政府的运作更多依赖于自上而下的命令。在政策制定上，政治家们会直接根据自己的想法下达指示，这大大压缩了官僚部门的裁量权。官僚机构本身已经成为一个‘荣誉学生’，没人愿意把自己的意见推到政治家面前，并发生摩擦。”而对于千辛万苦进入霞关的精英而言，自上而下的工作指示往往莫名其妙，不亚于一种羞辱，比如支持因突然关闭学校而造成的育儿假，或者在人们不经常外出时考虑使用和牛优惠券来支持经济。同时，在极其看重资历的霞关，新人必须看人脸色做事，两三年内都只能打杂，晋升也比私企困难：霞关50岁以上的人已经越来越多，在过去，40岁是能晋升到内阁秘书的年龄，现在只能当个科长。
这种“传统”带来的，是霞关年轻人离职率的猛增。2019年，霞关因个人原因退休的20多岁雇员有86人，是6年前的4倍。2020年，经济产业省（METI）有23名年轻官员在一年内辞职。在即将毕业的东大学生看来，如此死板的职场不值得他们浪费时间。一名家人在霞关工作的东大学生吉田向NHK表示，他不明白为什么老一辈人非要谈论新人位居底层供人差遣的重要性：“官僚们往往会花上8-10年成为科长，才能做一些决定性工作，我想从一毕业就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能力，而不是把时间花在那些费时的杂事上。”2019年，吉田以前几名的身份通过了国家公务员考试，但不想沾染霞关文化的他，最终去了一家咨询公司。相较于霞关，私企的待遇和工作环境更能让他满意。此外，政客与霞关接二连三的丑闻，让不少学生对官僚彻底丧失信心。1995年，大藏省（现财务省）曾被爆出用公共资金填补某住房融资公司的不良贷款。1998年，7名大藏省官员因涉及娱乐腐败案件被起诉，导致时任财务部长三塚博辞职，大藏省解散，也让官僚名誉扫地。2017年，森友学园被指控以超低价购买土地建造小学，虽然所有的矛头指向安倍晋三，但仍有高级官僚出席发布会进行道歉……此外，霞关频频爆出的隐藏、伪造文件和性骚扰、官员自杀事件更是恶化了形象。
2021年2月24日，日本总务大臣武田良太出席新闻发布会，为宴请首相之子一事公开道歉。图片：CFP在东大新闻社负责就职板块的大四学生高桥祐贵向《朝日新闻》表示，东大学生不再当官僚是源于越来越强烈的危机感：“年轻人有种感觉，日本在未来会走向衰落，他们已经不相信自上而下能够改变社会了，更不相信以资历为主的稳定工资模式。”同社记者卫藤健也认为，“对于希望解决社会问题并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东大学生来说，霞关根本不受欢迎。年轻一代对时代变化很敏感，他们只希望能快速学到技能，并在不需要依赖经验的情况下赚钱。全球化的私营企业才是符合预期的选择。”03
离了东大的霞关怎么办
东大学生的“出走”，给霞关抛下了一枚定时炸弹：日本中央政府可能会面临严重的人才流失与质量下滑。目前，霞关的官僚仍有超过60%来自东大，东大也是唯一且绝对的金字招牌。且作为日本最顶尖学府，东大的学生无论是学习还是综合能力仍然明显高于庆应、早稻田等其他大学学生。东大学生的缺席，的确会给其他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，可随之而来的便是霞关的官僚质量下跌。很多日本人看来，在极其看重学历的日本社会，顶尖人才从政府流向私企的趋势无疑是可怕的。在厚生劳动省工作18年后离职的前官僚千正康裕一直有种危机感，如果年轻人继续离职，高等学府人才也不愿进来，那么霞关终将崩溃：政府质量会下降、错误会增加，更无法通过政策改善人民的生活。在问答网站Quora的“东大学生的远离官僚会对日本未来造成什么影响”的话题下，一名京都大学毕业生FUJITA NAOKI表示，国家的运行需要智慧和高协调能力，而东大的学生在这方面是一流的，如果他们不成为官僚，那么国家可能无法雇佣高水平人才，这会让日本作为一个国家自上而下的战略能力水平致命下降。
为了“挽救”日本的未来，霞关的一些年轻官僚们行动了起来。今年25岁的堀俊太郎已经在厚生劳动省工作了四年，去年秋天，他集合了十多名年轻同时成立了“未来的霞关”组织，致力于改善工作环境。“很多人是为了帮助社会才在霞关工作的，可他们在雄心壮志实现之前就离职了，我感到非常沮丧。”他说。“未来的霞关”起草了两次改革方案，包括将部分工作外包以减少工作量、实施无纸化、减少加班、改善人员管理制度等。目前，该草案已经提交给了行政改革大臣河野太郎。成员们还表示，霞关和整个社会都太紧张了，公务员们都变得像机器一样，让民众无法理解。他们想要突破这一点，成为面容和思想都更先进的官员。面对东大学生的“远离官僚”趋势，“未来的霞关”的成员们并没有太悲观。“未来的霞关”创始人之一、文部科学省的田口明日香告诉《朝日新闻》，东大的学生正在变得更加多样化，其实这不是一件悲观的事。“如果我们能创造一种让人才在霞关与私企间流动的灵活体制，那就没什么可惜的。”前东大法律系毕业生秋山直人也在Quora上谈论了他的看法：东大充满着有才华又灵活的年轻人，如果他们的工作是在官僚机构为政客伪造文件，我想没人会这样选择。东大的学生似乎也铁了心，富士电视台2019年4月入学典礼采访中，没有一人表示希望进入霞关。一名新生告诉电视台，自己来东大是因为这里有很多有趣的东西：“官僚们是从顶层改变世界的人，但自上而下是行不通的，总有一天会崩溃。我想利用底层人民的力量，自下而上地造福社会。”
2018年3月10日，东京大学公布入学考试结果，学生们在庆祝 图片：CFP